为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？国家卫健委回应了
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，听取“十四五”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，审议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，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。详情见>>>
国家近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何？此次调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？对此，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。
主要基于哪些考虑？
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，当前，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，立足国情，遵循规律，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，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，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。近年来，我国生育政策多次调整，效果如何？
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，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，目前0—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6.6%提高到2020年的17.95%。近年来，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。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%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%左右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。
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
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，近年来，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有：
一方面，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20—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，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。另一方面，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。2006—2016年，我国女性平均初婚、初育年龄分别从23.6岁、24.3岁推迟到26.3岁和26.9岁，20—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.0%下降到67.3%。此外，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，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，减少40%。其中，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，减少41%。
目前，我国“90后”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.66个，比“80后”低10%。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，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，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。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，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，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、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。调查显示，因为“经济负担重”的占75.1%，“没人带孩子”的占51.3%，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.3%，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.9%。
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。受疫情影响，年轻群体就业、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，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。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，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。
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，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，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。20世纪末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%，进入老龄社会，预计“十四五”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（占比超过20%），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（占比超过30%）。
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，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，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，缓和代际之间矛盾，增加社会整体活力，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。鼓励生孩子！
施永青建议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，
梁建章建议放开外劳市场
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，听取“十四五”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，审议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。会议强调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、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，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，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，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。对于生育问题，部分观点问题，由于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影响，年轻人普遍不敢生、甚至不想生，“躺平”也成了热门话题。在携程联合创始人、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看来，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，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。梁建章强调，中国的生育成本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，但中国是大国，能够有更多的资源、政策空间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对于鼓励生育来说，解决生育成本的力度可能也是最高的，未来的年轻人压力会减轻。梁建章还建议，开放外劳市场以降低生育、养育成本。梁建章表示，大陆的保姆薪资比香港要贵很多，因此可以开放外劳市场，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劳工来大陆做保姆。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：建议生育两个孩子后，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
生育问题是关乎国家及人类命运的重要问题，近年来，多个国家生育率连年下降，而素有人口大国之称的中国亦是如此，我国的生育政策也早已从“少生优生”、“独生子女”转变为“开放二胎”。
如此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等等学科的复杂问题，对于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来说，大概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。
施永青在自创刊物am730C上发表文章《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》，在该文中，施永青认为：
“我并非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，所以我并不赞成全面禁止避孕；但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，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，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，以确保祖先的构想，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。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；但随着人口老化，社会动力不足，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，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。”
生育率下降——鼓励生育——依然不生——禁止不生（禁止避孕），这样简单清晰又明了至极的思维逻辑，如何会有人匪夷所思呢？
可众人似乎有不同的看法，网友调侃道：“他出钱吗？”
“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。”
“可笑，买不到BYT， 艾滋病、性病你控得住吗？”
“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着笼屋的HK穷人，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，才有能力抚养子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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